文◎孫梓評

二十歲以長篇《岸上的心》出道，持續創作散文、旅記、童書，卻始終沒有荒廢對小說的熱情，《不在一起不行嗎？》是張維中第九本長篇小說；也是他首次以男同志為主角，二十三萬字篇幅，橫跨二十五年時空，鋪排出兩個青春時節相遇而後分離的男孩，當重逢於人生中段，曾經爍爍耀眼的初戀，還能延長保鮮嗎？「過去沒寫長篇同志小說，因為我希望同志角色可以如異性戀角色般自然而然出現在故事中。」如今出手，他說，「我已經寫了好幾本長篇，沒試過以同志為主人翁，可以嘗試一下。其次，同婚合法了，這是非常新鮮的主題，值得一寫。最後，我發覺自己對青春期記憶愈來愈陌生，如果要寫，這可能是最後的機會。」

重建九十年代青春舞台

於是小說第一部「光芒」將時空搬回連網路都還沒普及的一九九四，「一個比較取巧的原因是它等同於我的成長。一九九四年我讀高三，那幾年台灣經歷解嚴後的甦醒，性別議題、同志議題，也漸漸沸騰起來。」而敘事軸縮至大約半年，從高三下開學前的寒假到聯考，「原本還希望可以控制在三個月內！可能讀英文系時，讀到不少三一律作品，使我一直很羨慕，能在一個極短時間內，一個固定的場景，卻把細節說得極好。」

原打算只以五萬字處理的第一部，人物表和章節大綱列完，就發現想說的東西太多，「既然要寫，是否可以用比較專注的方式，把細節表現出來？」於是身為同代人的我，在故事中重溫了早已煙散卻仍歷歷在目的中學住宿生活，面對聯考的苦境，熱門次文化讀物與廣播節目，以及，整本小說的重要線索：大量流行音樂。「音樂是最容易入手的懷舊工具。比如我生活在東京，從銀座走回家的路上，突然聽見耳機傳出蘇慧倫第一張專輯，就會想起當初聽到這首歌時發生的一切。」然而小說只有文字，沒有旋律，「我不想只是抄歌詞，試著利用人物性格和環境描述去結合歌名，或許能達到我要的效果。」

第一部裡，除了兩名少年的互動，還有一條頗有《YOUNG GUNS》神采的副線，是補習班老師性侵案，最終被學生合力揭發，「構思第一部大綱時，我反省過去所寫的小說缺少某些驚爆點——小說讀下來，可能人物、對話還滿有趣，但沒辦法構成更大的格局。我想要有一個戲劇的高潮點，又不希望流於刻意。」為了合情合理，且對故事發展有益，「應該跟性別議題相關，於是挑選了性侵。現在性侵似乎是常見的社會事件，難道過去沒有嗎？過去應該有，但資訊封閉，很多事情沒有浮上檯面。」張維中說，「我刻意安排女同志角色被男老師性侵。在『霞中』那看似和樂融融、沒有性別認同問題的『平行世界』裡，這也是一份提醒，讓主角意識到世界並非如此友善。」

形塑四十世代可能的天真

來到第二部「等待」，像午後在電影院待了兩個小時，離開時發現天色已暗。張維中拿手的青春小說之外，另一標誌性風格的都會小說隨之登場——昔日憧憬愛情的男孩變為職場小主管，感情看法也有了移動，卻得尷尬面對眾人催婚。

「寫第一部，難題是如何重建已消失的時代場景，第二部的困難則是我人根本不在台北，要怎樣寫出角色置身現場的臨場感？」這也是他近期作品中，罕得與東京無關的一次，「過去無論是寫台北或東京，都即時反應我在那城市生活所思所想；這次像站在瞭望台俯看台北變化，說不定因為這份距離，小說人物的互動，也變得有些不同。」

第二部同樣有巧妙的時空設定：台灣同婚合法後，闊別二十年的兩位主角重逢，劉駿光短暫返台半年，將於耶誕節前返美，「殘酷的是，時間開了他們一個玩笑，把兩人個性顛倒過來。很幸運可以重逢彼此，同婚也合法了，過去的夢中情人還主動追求，何晉合反而卻步。他經歷過失敗的戀情，當他四十歲，可以把自己生活打理得很好，如果要接受另一個人的感情，無論是生活空間或生活模式，勢必得妥協或讓步，那種心理掙扎是我非常感興趣的。」

大概也沒人料想到，要開始第二部前，「我遭遇一個困境：小說人物的年齡設定。如果要寫同婚，故事勢必得發生在二○一九年五月，但他們就會是四十多歲的大叔。我有點遲疑自己能否處理好四十世代的愛情？」

所幸韓劇《機智醫生生活》及時出現，「剛好跟我當時在寫的小說，人物性格有一點點類似，劇中人物是四十世代，當然他們也必須面對大人世界殘酷的一面，看待愛情跟生活時，心中仍有非常孩子氣的成分，那也是他們的魅力所在。於是我才覺得，應該沒問題，可以繼續寫下去。」

「光芒」和「等待」亦是嵌在書中的密碼。知者很快能辨認，這兩個題目出自張清芳專輯。「《光芒》專輯主打歌叫〈men’s talk〉，是這本書英文書名的由來，九四年前後還沒有太多同志icon，張清芳曾因這首歌歌詞中的曖昧描寫，引發男同志的聯想。」同時，「光芒」也等同小說中少年們青春燦爛模樣。「我曾考慮第二部改用張惠妹專輯。最後還是選擇張清芳《等待》。「等待」很切題——到底誰在等誰？是否其實何晉合根本忘不了劉駿光？而劉駿光也在等待可能追回何晉合的那一天？」

一般說來，時移事往，就算不是從經驗汲取教訓，感情變為世故，人也往往在時間打磨中愈濁愈鈍，此書透過命運結構的安排，卻彷彿暗示：愛的天真不應該隨著年紀增長而褪去，相反，你可以因為年紀得到智慧，找到把握天真的方法。張維中說，「四十歲世代天真的純愛，它存在嗎？存在的。」

虛構的情節，真實的慰藉

二○一八年四月，嗅聞到同婚可能發生，張維中動筆寫《不在一起不行嗎？》。「寫第一部時，時間比較緊繃，因為工作量大，必須掐出所有零碎時間使用。」小說家的熱情是不可小覷的，「常常在家裡寫完一段，接著得上班、採訪，或有飯局，我用Pages軟體，雲端可以同步，一搭上地鐵，我就打開iPhone接著寫，甚至連跟好朋友聚餐都很想快點結束，回家繼續寫。」他形容那是一種「被小說附身的感覺」，「有時我踩健身車，一邊用iPad看寫好的段落，一看就不得了了，我就要修稿！」甚至給自己安排假期，飛到曼谷、首爾，「仍然帶著電腦，挑間咖啡廳，寫我的小說。」

二○二○年一月終於完成第一部。「我原本沒打算那麼快開始第二部，但新冠肺炎疫情帶給我人生無常的緊迫感。如果故事沒寫完，我總是有點遺憾，剛好出差工作歸零，也沒辦法出國，這一年總要有些東西留下來，最迫在眉睫的事就是把第二部完成。」二○二○年二月寫至當年底順利竣工，於是有了書腰上那句：「說完這個故事，不再寫小說也無遺憾！」

其實我偷笑。大概我比誰都知道，長久以來，他有多麼「需要小說」。不只是「讀小說」，而是「寫小說」，不能單純視為書寫熱情，更像「出口」般的存在。「因為我生活非常平凡、不戲劇化，或許這是好事。但如果我可以創造一群人，他們活得比我精采，過著我沒機會擁有的人生，這種想像力的滿足，小說可以達到。」自稱從小就喜歡看變魔術，「所以我寫小說，著迷以假亂真的感覺。我喜歡的電影或偶像劇，大多建立在真實基礎上，人物明明是虛構的，故事卻可以如此觸動人心。」因此，他一次次摶捏那些有聲有色的人物，編織令自己也心折的情節，「說不定讀我小說的人，生活跟我一樣無聊；或是小說人物遭遇的挫折，是他們正在經歷的，可以從小說中得到一份慰藉。」

就像，他一直記得，很久很久以前，有天從台北信義區電影院看完一場連片名都忘了的電影，卻有一種感動充盈胸口、久久不散，「想要製造那種感動，就是我寫小說的動力。首先要能感動我，書出版之後，要是也能感動其他人，就皆大歡喜了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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